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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專訪莫拉:自然與人造之物的和諧

    拉拉·布朗專訪愛德華多·索托·德·莫拉,建筑師,葡萄牙

    前言

    生于1952年,榮獲了眾多的設計獎項,被認為當代最具個性的建筑師之一。他曾在波爾圖美術學校(The School of Fine Arts in Oporto)建筑系學習,并被任命為波爾圖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porto)的建筑教授。

    他也在日內瓦、巴黎-貝爾維爾、哈佛、都柏林和ETH 蘇黎世擔任訪問學者授業。他被認為是一個新密斯風格(Neo-Miesian)的踐行者,追求獨創性,以精巧地運用建筑材料而見長——以花崗巖、大理石、磚石、鋼材、建筑混凝土、木材——結合讓人意想不到的色彩運用和熟練的光線控制來營造非凡的觀感。
    除了眾多住宅建筑,學校和基礎設施項目,愛德華多·索托·德·莫拉還設計了蔚為壯觀的布拉加體育場(Braga Stadium),葡萄牙當東道國時,在這座的建筑杰作中曾經舉辦了歐洲足球錦標賽。他在豪瑞論壇(Holcim Forum)上對這個項目作了介紹。

    對我來說建筑是一個全球性議題。其實不存在生態建筑;不存在智能建筑;也沒有法西斯建筑,更沒有可持續性建筑——只有好的和壞的建筑。總是有很多問題被我們忽略;比如能源、資源、成本和社會方面——這些都是我們必須一直關注的!

    葡萄牙建筑師愛德華多-索托-德-莫拉設計了著名的布拉加體育場(Braga Stadium),該體育場建于一個廢棄的采石場。2004年的歐洲足球錦標賽令該體育場遠遠揚名于建筑圈之外。在建筑領域,愛德華多·索托·德·莫拉最感興趣的在自然與人造之物之間取得平衡。

    正文

    記者:愛德華多·索托·德·莫拉先生,您在豪瑞論壇(Holcim Forum)上作的演講中指出,不存在可持續性建筑這樣的概念。
    莫拉:我們可以換個方式來看這個問題:建筑都是可持續性的——因為建筑存在的先決條件就是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建筑是一個恒真命題(Tautology)。
    記者:耐用建筑算是可持續性建筑嗎?
    莫拉:我已經設計的耐用建筑中就有變成不可持續性建筑的了。比如布拉加的一個市場——一個買賣牲畜的露天市場。當我們的社區發展成一個消費社會的時候,隨著超市的興起,人們就不再光臨露天市場了。盡管它曾經是一個巨大而完好的建筑結構,但不再具有可持續性了。整個建筑騰空后被棄置直至荒蕪,最終未能逃過被拆除的命運。
    記者:你曾說過在建筑領域,你最感興趣的在自然與人造之物之間取得平衡。
    莫拉:一名雕塑家最近說我們在整個世界上唯一的所造之物就僅僅是建筑。他稱,作為上帝的創造物的自然,存于這個世界的一部分,而一切非自然之物便是建筑:船只、房屋、墓地、橋梁、道路以及其他一切我們所造之物。所以建筑從本質上說是非自然的。但是非自然并不必然是反自然的。自然與非自然之間的關系必須是自然的;兩者之間必存在同理心(Empathy),才能實現和諧的共存。如果關系不是和諧的,建筑必然不是可持續性的。
    記者:您談到同理心,但你又說布拉加體育場與其所存在的建址形成競爭關系。同理心怎么夠能和競爭共存?
    莫拉:確實。建址是事先存在的,然后才附加上了建筑,于是一個新的空間被創造出來。這個新的空間在既存的建址(自然)建筑物(人造之物)之間建立了一種陰陽關系。如果兩者都能夠共存,我們就可以說這是好的建筑。
    記者:你又說這種共存暗示著一種緊張關系。
    莫拉:正確。這些關系不是一直都波瀾不驚的。和諧只有通過沖突來實現。在布拉加體育場,就像是一部戲劇瓦解了山體,然后從巖石造出混凝土。混凝土即山體,不再以自然的形式存在,而以人造之物的形式出現。
    記者:在您的建筑中你會強調使用本地的材料和建造方法嗎?
    莫拉:確實是這樣的,但是基于很多條件的制約,要這樣做比較困難:手工修建成本會高出不少。一套定做的服裝要比現成的衣服貴出許多。在選擇樹種的時候我們也會遵循一些規則:景觀建筑師和園藝設計師通常都會盡量使用本地植物和樹種,因為他們能更好地適應當地的環境:比如濕度條件、土壤類型、酸性、風況等等。在建筑領域也有類似的規則。比如存在物流運輸的問題;知識結構的問題。原則上,本地建造者會做得更好,因為他們懂得如何運用他們那里的傳統材料。一些本地產品的價格比進口貨更貴。在葡萄牙,西班牙進口的桔子要比本國產的便宜。我不是說這就是件壞事。因為事情本身就是這樣的。從中國進口的石頭也比波爾圖的石頭便宜。
    記者:那么您反對全球化嗎?
    莫拉:是的,我就是反對。因為本地的傳統必須得到尊重,所以反全球化,匹夫有責。誠然全球化有其優勢,比如通訊和速度,但是當這種影響擴散到建筑領域,我可不認為全球化能夠扮演這么重要的角色。在電影《玩樂時間》(“Playtime”)里,雅克-塔蒂(Jacques Tati)造訪一家旅行社,看見墻上懸掛著悉尼、紐約和其他地方的海報——并且同樣的建筑出現在每一張海報上。在厄瓜多爾和莫斯科修建同樣的玻璃外墻摩天大樓是無可救藥的愚蠢行為。因為氣候是不同的,風俗是相迥的。今天有個詞很少被用在建筑領域,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這類行為——媚俗藝術(Kitsch),而我們應該奉為圭臬的是:恰到好處(Appropriateness)。任何事物必須遵循這個規則。
    記者:對全球化的抵抗妨礙到了您的事業發展嗎?
    莫拉:可以這樣說,本地材料的接受度在布爾喬亞(資產階級)階層比在整個社會更高。不過應該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記者:你堅信這種局面會改變嗎?
    莫拉:我是這樣認為的。但這意味著整個社會必須改變——并且這不容易實現,因為我們沒有身處一個革命時代。我們絕不能忘記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萬事利為先。替代能源行業之所以尚不能興盛是因為有如此巨大的經濟利益在支撐著石油生產。
    記者:在我們從現代消費主義轉向執行可持續性消費標準之前會出現巨大的危機嗎?
    莫拉:危機早已出現——西方社會的危機。人們不常談起這個問題,但是當遭遇來自于特別是像中國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這樣的亞洲國家的挑戰之后,他們開始重視這個問題。這些新興國家都是高污染制造者。 
    記者:在這些國家勞動力要便宜些。
    莫拉:是啊。過去葡萄牙工業集中在紡織和電子元器件制造領域就是因為勞動力便宜而且供應充足。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現在葡萄牙進口勞動力。建筑工地忙碌的都是烏克蘭勞工的身影。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角度看,較低的勞動力價格不是可持續性的,但這又是個我們今天身處的社會的一個政治問題,其本身就不是可持續性的。
    我是持批評的態度,但我并不悲觀。比如,人類建筑本身的改變并不大,盡管今天它的樣貌已經和過去大相徑庭了。從它在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萌芽期到今天,房屋的概念并未明顯演進。你可以更換原材料,加上會移除玻璃,但是最終房屋對于最重要的社會單位——家庭來說仍舊是衣物的第二層的一種(原文如此)。家庭的等級制度和組織體系并沒有隨時間推移而發生巨大變化,房屋也是如此。總有些事物迄今未被改變也將不會被改變。
    記者:比如?
    莫拉:比如石頭墻。石頭既是一種傳統又是一種最現代的建筑材料。如果具備相當的厚度,石頭墻可以是結構性的;其具有的熱質量(Thermal mass)可使其在寒冷和炎熱的季節都能起到隔熱作用,它還能提供良好的實體保護。如今人們不再修建石頭墻僅僅是因為它們太昂貴。石頭昂貴是因為難以獲取。我不明白為什么人們不直接走到采石場然后把石頭劈成石板就行了。我也沒弄懂為什么人們不用激光來切石頭。激光可以用來做整形手術和切割鋼材。也許是業界不感興趣因為利潤太薄了。
    記者:在布拉加體育場的兩端呈現的是花崗巖山體的延伸。您想藉此表現什么?
    莫拉:這種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的并列所表達的是體育場的氣質。運動場由懸空的頂棚覆蓋。懸吊鋼索有220米長并能夠承受極大的拉伸負荷。鋼索固定在場地兩邊的建筑結構中的一組混凝土柱上。這些柱子向外傾斜以抵抗鋼索的拉力。但這還不夠。為了抵消這樣的力量,柱子還必須錨定在其地基下的巖石上。所以連接柱子的頂棚其實是和地基下的石頭相連的。最終可以說是整個山體在支撐頂棚。這種兩者間的遭遇,這種自然和人造之物的交匯點是我認為最有意思的方面。你可以見證鋼索的拉伸,也可以感受混泥土在極力抵抗這種力量并將負載傳遞給巖石。人造的結構依賴與天然巖石獲得其穩定性和補充。這樣體育場的東南面以山體的巖石立面來取代通常設計中的觀眾坐席恰恰傳達出這樣的信息——這個體育場的存在源自于山體。
    記者:整個20世紀,建筑師和工程師已經設計了像是在飛翔的建筑結構——挑戰地心引力定律。你認為現代建筑就是尋求挑戰自然法則嗎?
    莫拉: 是的,我們在挑戰地心引力。現代建筑的審美開始在模仿機器。而機器模仿于自然。人類發明機器以完成自然無法容易達致的任務:化繁為簡;讓水流得更快;讓光照更充足。所以在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房子即“用來生活之機器”的觀念的引導下,現代建筑在工業革命階段得以暫露頭角。材料和機械裝置被開發設計出來,貌似將建筑從地心引力下解放出來。因而出現“漂浮”這樣的設計。哲學家兼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曾寫了一本題為《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 “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的書,,其中一片文章叫“輕巧”(Lightness),卡爾維諾預言未來什么東西都會變得更輕巧。
    記者:建筑物也將變得更輕?
    莫拉:當然。建筑學有一個規則,就是盡量減輕材料的重量。起初,建筑物的石頭墻有兩米到三米厚。后來,房屋墻壁變成半米厚。再以后,用混凝土和單個的磚塊建筑,墻成了空心墻,有兩個砌體層。然后是雙層玻璃幕墻。現在,墻體會怎樣變化,我難以預測。玻璃墻的可以進行多種配備,重現所有的石頭墻的特點:絕緣,不透明度等。現在,玻璃能夠很容易地制成透明的或不透明的。雖然玻璃在今天被廣泛地使用,許多建筑師尋求表現材料的厚和重。現在,建筑有向“輕盈”發展的趨勢,并且有向相反方向發展的趨勢。我認為,后現代主義出現了危機,即現代建筑運動出現了兩種趨勢。一種是向著更加現代性和高技術發展——包括減少使用材料。而另一種是相反的方向——復興“構造建筑”(tectonic architecture)。于是,一些人運用技術減輕建筑墻壁的厚和重;而另一些贊美厚和重的墻壁的復興。我們必須承認這兩種趨勢。我們建筑界有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和整個英國的高技術學派、格雷姆肖(Grimshaw)、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等等。我們也有由阿爾瓦羅-西扎(Alvaro Siza)和拉法爾-莫尼歐(Rafael Moneo)代表的學派。莫尼歐為門和窗設計有單一的開口的實心墻,以不同的比例強調墻體。
    記者:您更喜歡阿爾瓦羅-西扎的設計風格?
    莫拉:兩種趨勢我都喜歡。它們都有優點和缺點。采用薄的墻體能節約材料,并且,可以是透明的。在建筑業還有一種不斷發展的趨勢。已經有可能建造完全透明的建筑物,使人的生活更接近大自然。另一方面,對于我來說,僅使用玻璃做建筑材料,似乎更虛和不自然。必須有一個理由。我的建筑相當程度在充滿和空虛、開放和封閉之間波動。我早期的作品更開放和透明,我目前的作品變得越來越封閉。
    記者: 您進行設計的時候,是否感到焦躁不安?
    莫拉:是的,這種感覺非常強烈。我不是說建筑師的精神有問題,而是說他們是執著的。當我設計一幢建筑物時,我必須設計10個不同的方案,權衡每個方案的利弊,僅選擇其中的一個。
    記者:您試圖將材料的使用推到極致嗎?
    莫拉:不,我的意思是,考慮可充氣的薄膜結構作為一種建筑類型。其厚度僅兩毫米。這種建筑看起來很漂亮——純白色的。但它看起來是不正常的,使人感到怪誕。作為一個建筑師,我感到不安。因為我知道,它全靠一個發動機幫助。如果發動機泵空氣進入建筑物失敗,這種薄膜結構就會崩潰。這種建筑物完全依靠機器。建筑不能依靠機器。但是,許多建筑物有不具可操作性的窗戶,并且依靠空調器。其內部舒適依靠機器。如果停電,我們將感到非常冷或非常熱。
    但大多數樓房依靠機械系統。由于建筑物的墻變得更薄更輕,我們被迫用別的東西取代質量(mass)。我們使用了機器。若干年前,當高技術熱心者將建筑物轉變成有機器的建筑時,他們稱這些建筑物為“智能化大廈”,并且創造了“智能建筑”(intelligent architectur)這個短語。仿佛沒有那樣的系統的建筑是愚蠢的。這就像說沒有安裝機器設備的在希臘“萬神殿”(Pantheon)是愚蠢的建筑物。所以,當給建筑物貼上這樣的標語和標簽時,我是很不贊成的。這就是我對可持續建筑那樣的標簽持謹慎態度的原因。
    記者:您的設計項目受到過機器的影響嗎?
    莫拉:我曾經將一個古老的修道院改造成一個旅館。這個修道院的墻有1.5米厚。我建議安裝一個加熱系統,但不安裝空調器。這些厚墻有很好的隔熱作用,可以保持房間涼爽。但在葡萄牙有一個標準,要求每一個五星級酒店都安裝空調器。這樣,我被迫將墻壁打開,并且安裝空調器。這樣做,不僅使有成本高,并且沒有必要。在安裝空調器的過程中,這幢建筑物的歷史性結構被破壞。
    記者:您的意思是,沒有空調器比有空調器更好?
    莫拉:老建筑的石頭墻經歷了化學變化,變得更有滲透性。空調器使室內的的空氣干燥。這樣,當外面的空氣潮濕的時候,濕氣將通過石墻,從外面潮濕的環境進入室內干燥的環境。人們對他們的室內的石頭墻壁變得潮濕或脫色感到奇怪。關掉空調器,這些問題就沒有了。
    記者:現有的法規支持節能措施嗎?
    莫拉:政府在立法方面做得很差。我曾經對來視察這個旅館的部長們說,他們回到議會,應當討論這個正在破壞歷史性建筑的法規。法規不是必然不好,但在運用上是拙劣的。我認為,在一般的情況下,五星級的建筑物應當有空調器,但在翻新一個古老的修道院的時候,就應當允許有例外。消防法規也遇到了類似的挑戰。為了防止火災從建筑物的一個區域擴展到另一個區域,安裝防火門是強制性的。但你不能正好在一幢歷史性建筑的中部安裝有警示標志的標準的防火門。你必須找到另外的解決方案。你對把自然界作為一個實驗室感興趣,在這個實驗室里,你能熟練的處理建筑的形式和材料。在過去的三個世紀里,這種想法集中到科學的思考方面,并且,實際上實現了巨大的技術進步。但環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記者:您認為在不損害環境的情況下,巧妙地處理大自然有可能嗎?
    莫拉:我認為大自然生來就是為人類所利用的,但這種利用不是不加選擇的。在為人類和社人服務的過程中,自然界能夠被改變,但這種改變是有限度的。我不反對修筑水壩發電。這是一種進步。改變一條河的進程,臨時中斷水流,并且稍后恢復水流是一件事情。遷移一條河流,并且因此改變小氣候,改變地形和當的環境,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就是我所反對的。一個礦業教授曾經警告我們:“小心你對大自然所做的事情,否則大自然會采取報復行動。”大自然真的采取了行動。
    這個有30,000個座位的體育場,不僅是當地足球隊的基地,它也是一個已規劃的新城市公園的中心。這個公園沿著卡斯特羅山(Monte Castro)的北坡和卡瓦多河(Cávado River)岸鋪開。在山坡上爆破了百萬立方米的花崗巖,加工成碎石,為體育場制作混凝土,澆注建筑場地的基礎。一系列精確的爆破,形成了30米高的花崗石“墻壁”,聳立于體育場的東南方,距離體育場若干米。這面石墻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自然物體和人工物體的并列現象。
    記者:我們理所當然地忽視這種限度?
    莫拉:是的。如果我們的自然資源有限,為什么我們在建筑物里通宵亮燈?是為了讓建筑物看起來漂亮?當然,紐約燈火通明的夜晚是美麗的。但那些燈不是維護或安全燈。全部建筑物是為了產生引人注目的效果,而采用泛光照明。我認為這些燈光對別的地方的人們是有幫助的。有兩種方法可以改變這種現象:通過暴力——例如戰爭;或通過若干代人的文化改變。這需要用較長的時間,但它是一種可持續的方式。
    記者:社會必須變得更有可持續性,但當貧富差距變得越來越大的時候,您能做些什么?
    莫拉:這一個非法讓人憂慮的事情。少數富人正在變得越來越富有;更多的窮人正在變得越來越窮。這種情況遍及世界。歐洲似乎將出現危機,而美國和亞洲國家看來越來越富有。歐洲經濟的驅動力是德國,而德國正處于衰退之中。因為歐洲沒有原材料,并且勞動力昂貴,只有當俄羅斯成為歐盟成員時,歐洲的經濟才會復蘇。

    記者:您與合格的木材供應商合作?
    莫拉:是的。我避免使用瀕危樹種或保護樹種——例如我喜歡的pausanto1木材。我認為我們應當適度地使用木材,并且恢復我們的森林。在歐洲,有允許使用或禁止使用的木材品種的名單。每年都有批準砍伐的樹木的數量,但我不知道再植了多少樹木。他們說,砍伐與再植的平衡是積極的,但我確實不知道。我們不得不使用木材,因為它是一種非常好的材料。
    記者:您曾經面臨過建筑材料短缺嗎?
    莫拉:是的。是木材和某些類型的石頭。我在前一段時間用一種非常美麗的、有白色條紋的黑色大理石,最終被用完。
    記者:您認為,為了支持可持續發展,我們應當降低舒適標準嗎?
    莫拉:這是一個文化問題。我認為我們推崇“消費主義”太過分了。下幾代人將不得不面對越來越嚴重的生態危機。
    記者:您將怎樣在課堂上和年青的建筑師探討這個題目?
    莫拉:正如我在我的二十年的教學工作中一直進行的,當我回顧和評論我完成的一個項目時,一個題目是美學,一個題目是倫理,而這兩個題目有很多共同點。
    記者:倫理學和美學的不同點是什么?
    莫拉:這就是美的東西不一定實用;實用的東西不一定美。一個建筑項目沒有應有的功能,就談不上什么美麗了。在阿爾加夫(Algarve)的一個項目。這里的夏天氣溫達到攝氏40度。你不能在沒有遮陰的建筑物南面安排一面玻璃墻。因為它將在陽光中烤焦。窗戶的比例不僅是構架一種景觀的問題,也是一種層次結構(hierarchy)問題。我稱之為理智的層次結構,可以使項目很好地平衡。
    也有一些被認為美麗的項目成為藝術品。分歧是,這些項目使評判的標準發生混亂。但這些項目是例外。沒有人要住有許多大房間的現代建筑。由勒-柯布西耶設計的薩伏伊別墅(Villa Savoie)就是一個例子。有幾幢是真正的“宣言”(manifestos)住房。
    記者:那不是矛盾嗎?使建筑規則混亂的房子,還被作為建筑的杰作。
    莫拉:我沒有說所有的建筑作品都應當是“宣言”(manifestos)。建筑師不必在整外都市風景中留下他們的標志。我認為,城市不僅需要標志性建筑,而且需要無名的建筑。有些紀念碑式的建筑,它們對規則是例外。并且,因為它們是地標,它們有資格消耗更多的能源。在這個方向或那個方向,它們被允許更進一步。
    記者:這對于一些建筑師——特別是對于年青的建筑師就產生了一種危險的傾向,他們都試圖與建筑杰作競爭?
    莫拉:問題是,每一個人都想建造一個“紀念碑”和創造一件藝術品。但產生一件藝術品的打算可能從來不是自覺的。一個作家坐下,并且說:“我將進行寫作。”他不說:“現在,我將寫一部名作。”于是,他像火山爆發一樣地寫作。火山的熔巖來自內部。
    記者:如果寫得好,他的作品能夠成為一件藝術品。建筑項目也是一樣?
    莫拉:是的。當您設計一幢住房時,您說:“我有這個問題要解決。”如是您開始就說:“我將改變歷史。”將不產生什么結果。因為事情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建筑上,每一個一相情愿的行動都有相反的結果。
    記者:您將這些告訴您的學生嗎?
    莫拉:是的。那些也是我的教師曾經告訴我的。我有很好的老師。他們總是說:“努力去解決您自己的問題。如果社會認可它。就意味著他們重視您的工作。”
    現在,一般的公眾對建筑的外部形象的重視超過建筑的質量。資本主義更看重適銷對路的建筑。所以,一幢建筑不僅必須實用,而且必須適于銷售和節約建筑費用。我曾經設計了一幢石頭建筑物,實際上是一座塔樓。但客戶否定了這個設計,說建筑必須有現代風格,必須用玻璃建造。在波爾圖,有一幢玻璃塔樓將是可笑的。
    客戶之一說,這幢建筑應當是石頭的,作為一個銀行,給它一個穩固的外觀。另一個說,用鋼鐵建造才是當代的形象。他們沒有考慮石頭、鋼鐵或玻璃作為建筑材料的技術性能。建筑需要建筑師和客戶審查。但這種審查不是一種“線性過程”(linear process),依靠客戶或建筑師做他希望的每一件事。否則,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必須有商討、爭論。只有通過艱苦的工作,我們才能建造高水平的不朽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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